1983年严打直接原因: 唐山“菜刀队”拦中央车队

时间:2019-08-03

  在预防犯罪,铲除犯罪的社会基础方面,“严打”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只有加强预防犯罪,铲除犯罪的社会基础方面建设,中国才能在“以法治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在1983年的“严打”中,执政党表达了它的决心和诚意。全国各地都有干部子弟落网,那简直是一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狂欢。在上海,1986年,上海高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上海第一中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图中)、陈小蒙(图左)、葛志文(图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根据最高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

  当年的“严打”,有着它特有的“艺术表现”: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几十辆警车一起出动,警笛长鸣,一夜之间,罪犯纷纷落网,确实如同一场战役。在各地的审判大会上,当会议台上的主持人每宣布一个人的罪名。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时髦的年轻人纷纷被单位保卫、纠察剪掉头发和裤腿,而那些太早尝试前卫生活方式的人,在“严打”风暴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如经历过1983年“严打”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所描述的。

  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配合此次行动,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对刑法法典进行修改补充,死刑罪种增长较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死刑。由此,“严打”正式启动,势如破竹。

  三个武警就会拿出看来很结实但并不太粗的绳子冲上来,将被点名的“犯人”五花大绑,死命地勒紧“犯人”的脖子和双肩,三个武警看上去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犯人”捆牢。着这样一个挨一个的宣判,一个挨一个的捆绑。

  从1983年8月至1987年初,全国开展了持续三年、分三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在这个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理念起了主导作用。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手里拿着由刘复之起草的、两天前上交的报告。几句寒暄之后,他直切主题:“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线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如此严厉的打击可能引起的社会争议,早有预料,“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彭真表示支持的意见。

  仅8、9两个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就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迅速审判、执行,吊销城市户口,送往西部服刑……立竿见影的是,在严打刚开始的9月,“二王”就在江西被当场击毙。每一个大案的突破,都伴随着群众对执政党的欢呼叫好和民心的安定。

  最后,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被枪毙,而另外几名被指控而不承认与她有性关系的人,以及晚会的乐队指挥,则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涉案者被判有期徒刑的则数不胜数。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被惩处的人犯下的“罪行”,并没有受害者。

  当时给公众留下记忆的大案件中,除去暴力案件,就是跟“生活作风”有关系的案件。西安的马燕秦是家庭舞会的组织者,作风开放。“严打”开始后公安部门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300多参与舞会的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道案情。

  然而“严打”并非如人们感性认识中那般有效。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30多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

  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据2002年做的相关问卷调查统计,尽管公众已经了解“严打”中出现不少有重大影响的冤案,绝大多数人仍然一边倒地支持“严打”刑事政策。

  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多名女青年,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山的“菜刀队”凶残嚣张,甚至拦截了去北戴河的车队,才使邓下决心严打。

  1983年2月8日,在无锡视察工作时,接见了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江渭清建议道:“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案件当事人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陈晓蒙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而陈其五的另一个儿子陈冰郎同时被判处无期徒刑。

  开始重视治安问题,而促使他下决心进行严打的,是几个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六一六”案件。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多名女青年。犯罪分子还同时犯有抢劫罪、爆炸罪。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们到牙克石出差办事心存恐惧,不敢走出火车站的站台。由于多数罪犯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要求将罪犯全部处以死刑,最终只有其中两人被判死刑。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山的“菜刀队”凶残嚣张,甚至拦截了去北戴河的车队,才使邓下决心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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